企业应将气候变化视为一种新的宏观指标

2023/01/16

2022年长江流域的旱情非常罕见,持续了近整个夏季。而这类极端天气情况,也正在从罕见变成常见。2021年郑州水灾,也被许多气象专家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从南涝北旱,到南旱北涝。


这样的天气对经济和生产影响很大。2022年,我在长江下游的上海,先是经历上半年疫情、封城,看到供应链中断;到七、八月份,发现供应链又出现问题,这次主要不是因为疫情,而是高温干旱导致长江流域水位下降,流域内水电发电量下降,触发企业有序用电,后来情况进一步严重,有限的电力优先用于对外输送和保障居民生活用电,除少数企业自备柴油发电等应急措施外,企业大面积停电停产,商业用电严格限制,对一些产业链的影响相当大。


首先影响较大的产业是汽车和新能源,这些领域也是2022年中国经济少有的亮点之一。光伏和动力电池的几个加工生产环节能耗较高,为了控制能耗,一些光伏企业往西南一带水电资源丰富的地区布局。由于供电突然中断,导致当地一些企业停工停产。除了汽车、电动车供应链,还有半导体、化工等产业都受到较大影响。


2022年夏季,网上流传一封上海市经信委给四川省的信,信中表示上海下半年工业生产压力大,追回二季度损失,对上海和国家保经济大盘的意义重大,希望四川保障供应链相关的企业用电,生产不要中断。


四川和重庆企业的生产因停电中断近十天,我曾专门咨询四川一位化工行业的企业家,了解停电和疫情对他们企业和园区的生产影响情况。2022年8月份,主要受炎热、干旱、停电影响,重庆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8.2%,四川同比下降11%。


受到影响的产业还有电力。西南是水电输出的主要地区,高温干旱导致2022年长江上游几处支流的水电站,甚至三峡电站的发电量明显下降。长江中下游的电力输入省份受到波及,也有一些企业收到停限电通知,但影响相对没那么大。


干旱对长江中下游农业生产也造成影响。秋粮在中国粮食供应中占比较重,整个长江流域用水量一度实行管控,千方百计围绕保秋粮调配水资源。


此外,许多水道承载航船的吨位明显下降,比如汉口水位一度降至近百多年来最低点,更有一些河流断流,长江黄金航运期因此提前结束。


长江流域人口密集,而且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密集的地区,对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风险的敞口相当大。从长期来看,气候变化对企业、经济的无形威胁始终存在,而且日益从无形变成有形,越来越从科学的预测变成肉眼可见。


对企业和产业链来说,疫情封控是一个短期的风险,地缘政治是中期的风险,真正长期的风险是气候变化。如何理解这个长期的时间维度?2021年,联合国IPCC发布了一份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测算的全球每年温室气体碳排放量和可排放额度,我大致计算了人类应对气候危机的时间窗口:留给控制1.5℃温升目标的排放量时间,不到15年;留给控制2℃温升目标的排放量时间,不到45年。也就是说,从现在起,留给人类的时间就是15—45年。


我经常说,世界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唯一的确定性是人类要应对气候变化。今后15年、45年的时间窗口,企业必须面对,并尽快改变和适应。


企业需要重估气候风险。气候变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可分为两类:


一是物理风险,主要包括极端天气常态化,暴雨、洪涝、炎热、干旱、严冬,等等。自然灾害进一步引发基础设施损坏、供应链中断、电力供应中断、航运中断,直接表现为工业和商业停工停产。


二是企业自身的转型风险。气候风险会通过法律、政策、监管、市场机制等方面传递到企业层面。更早具有气候风险意识的企业和消费者自觉行为也会影响到其他企业。


2020年中国提出双碳战略,2019年欧盟提出绿色新政。有些自媒体说由于俄乌冲突,欧盟放弃了碳中和,这都是不懂乱说。


欧盟已经立法确立了碳中和时间表,这个进程只是在短期内受到冲击,出现暂时放缓甚至倒退,但是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欧盟不会改变。中国对实现碳中碳达峰的承诺也是国家战略。实现碳中和就是长期主义,做困难而正确的事。


企业要识别自己的碳排放风险。实现碳中和,电力行业要先行,之后是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钢铁、电解铝、化工、水泥等产业也都要在限定时间内实现清洁生产。发展数字经济也面临降碳问题,先进半导体是高能耗行业,光刻机运转耗电惊人,提供算力的数据中心,也被许多省份划入高能耗行业。


未来,上市企业在其财务和经营的三、四张表之外,还需要另外一张表——企业经营的碳排放量(范围1和2)、企业上下游产业链的碳排放量(范围3)。有些企业还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平台上的企业实现碳中和(范围3+)。


有些企业说自身已经实现了碳中和,那都是低碳排放的金融业、现代服务业等。金融机构碳排放本身很低,可以很快实现碳中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绿色金融做得如何?其所放贷或者投资的企业碳排放量多少?对这方面,投资者、监管机构、社会的要求会越来越具体。


近来出现的一些企业风险也与碳排放有关,其中有地缘政治因素,也有贸易壁垒因素。欧盟边境调节机制(碳关税)已经正式纳入立法程序,2027年正式开始实施,欧盟边境调节机制对一些行业和产品设定了碳排放门槛,从欧盟之外进口的产品,如果碳排放高于门槛,就要基于碳排放差额“补税”。


随着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落实,新能源产业在各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愈发明显,甚至影响国家供应链安全。美国和欧盟陆续已出台一系列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因为中国主导了光伏、动力电池等产业的供应链。在新能源相关产业,中国占到了全球一半甚至更高的市场及生产份额。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以为全世界都可以合作,甚至中美之间也可以合作,现在看来共识是有的,但各国在具体落实上都会优先考虑本国利益,其中还涉及到争议不休的公平性,具体到企业层面,就成为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


对于仍基于化石能源的生产方式,产业链、供应链分布仍基于化石能源的企业,理论上都要转型,只是转型挑战大小不同、时间窗口长短不同。虽然,在许多方面企业无能为力,要看能源转型的整体进展,但如果企业主动提出使用清洁能源,就会从需求侧推动低碳经济加快建立。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我相信科学家解释得更好。根据我看到的研究,地球升温导致大气环流和副热带高压带发生变化,副热带高压进入到中国大陆更深的领域,因此中国北方降雨增加,南方降雨减少。


大家现在谈西北荒漠戈壁长出绿草,也许会缓解沙漠化,是件好事。从整体上看,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沿海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以及北涝南旱这一新现象。如果这些变化持续下去,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气候风险、企业风险的确事关重大。郑州水灾是一个极端事件,但也可能不是孤立的。现有专家基本上倾向于认为,北涝南旱现象可能长期存在。


企业面对气候变化 “灰犀牛”,应该有风险管理意识,比如在物理上的损失可能需要保险服务,企业碳风险点也要识别清楚,政府招商引资、建设工业园区、发展支柱产业,都要把气候、环境和生态因素考虑进去。苏州工业园区规划为了防止百年一遇的洪涝,1990年代就把园区垫高了一米,几十年来有效抵御了洪涝灾害。


气候、天气、生态是全局性和基础性的,需要进行量化监测,并且成为公开信息,供企业参考决策。企业都在关注宏观经济指标,用于了解企业所处的大气候与小气候,未来企业能否将气候、天气和生态当成一种新的宏观指标持续,成为重要的决策参考?


事实上,企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比如企业ESG报告、可持续报告。一方面,企业要关注外部环境影响,主动适应和改变;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企业都做出了改变和适应,就能和未来发展结合在一起,它会内化到企业战略和机制里。



(周健工|尽研究创办人、原远景能源副总裁及远景创投高级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