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全球经济都在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最初是在美国，现在蔓延到了欧洲。对此，很多人很高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遇到了问题。实际上在这些国家，与其说是资本主义遇到了问题，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碰到了问题。

这里，我并不是说福利国家没有它的问题，但就目前全球经济出现的问题来看，不管福利国家各自有什么问题，但理论上讲都不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债务危机，无论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理论上都有一个平衡。而最近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所发生的危机，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债务链的断裂。当然，在美国，这主要表现为个人消费和债务，而在欧洲则表现为国家负债，但这两者背后的逻辑完全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我觉得，无论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而最直接的原因也不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目前的民主制度碰到了问题。在过去背景下，它的效率不一定是最高的，但民主制度有一个特点，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它们都要讲老百姓喜欢的那些主张。简单一点讲，左派喜欢讲高福利；右派主张减税，但要减福利并不容易。

这样的情况下，假如左派一上台就要增加福利，增加税收；右派一上台就减税，同时也减福利，但这很困难。这样发展下去，折腾几次，财政不破产才怪。所以，如果民主制度按照这种模式来运作，破产不就难以避免了吗？实际上，在民主国家发展的历史上，老百姓接受降低福利和增加税收，都是很常见的事情。民主国家如果不能征税，那它早完蛋了。但为什么这几十年来民主国家都在追求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发展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但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全球化指的是全球投资与全球做买卖，那这个问题不大；但如果指的是金融的全球化，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我们看欧洲出现的问题，欧盟实行经济一体化，但并不是政治一体化，也就是说有欧元，但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以这就造成了希腊吃欧盟的大锅饭。

但这里更严重的是美国透支全世界。美国通过印钞票就可以从全世界买东西，当然它有这个巨大的透支功能。而且这个功能并不是主要的，由于它的体制，在美国左派得势，福利就提高，税收不提高也很困难；右派得势，税收就降低，同样福利降低也很困难。今天全球化的另一个大经济体就是我们中国，而中国在这一点上跟他们正好相反。与西方模式相比，中国模式有哪些最大的不足？我觉得，既不是市场经济搞得不够，也不是社会福利搞得不够，而且在今天，纯粹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不存在了。那中国和他们的不同点在哪呢？老实说，就是平台不一样。平台的不一样造成整个循环与西方截然相反，西方是政策偏左，福利增加，但是减税很困难；政策偏右，就要减税，但减福利就很难。而在中国，不管是左还是右，首先要满足政府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利益。于是，政策偏左，政府的权力就不断膨胀，反映在经济社会上就是税收越来越多，但社会服务提高不足；政策偏右，政府就会推卸责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跟他们是相反的。这就造成了我们跟西方的很大一个区别是，他们的政府负债累累，而我们似乎有用不完的钱，于是就造成了中国这样一个消费欲很低的经济，大量的生产用于外需，供美国经济透支。

但这样一种模式，不断给中国、欧洲以及美国带来了问题。在欧美，我们看到，债务链条中断，透支不可持续；而在中国，这种模式从加入全球化这个体系下延续下来的。即使更换这个体系的任何一方，结果也仍会是这样。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中国企业家而言，在未来若干年，在外部，他们既要对付外需的萎缩，传统游戏规则的变化；在内部，他们又要面对包括我们经常说的国进民退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觉得不仅是不可回避的，而且也是应该的。但国进民退，或者说国家权力的增长和它的增长不可追问，这一点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中国下一步改变增长模式，摆脱困境的关键所在。这种游戏只要有一方玩不下去，另一方也不可能继续玩下去。面对中国的改变，我们当然不能压缩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样也不能压缩劳动者的利益，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当然只能通过设定政府的权力边界，建立政府责任可以追问的机制，也就是说为企业界、劳动界创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