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这里很高兴，中国今后的公益事业靠的就是年轻人。刚才邵颖波先生说的非常好，指出了中国目前在公益事业上为什么发展比较慢所碰到的种种问题，从政府到企业家，到我们社会、媒体，包括他自己所在的媒体，对我们的公益事业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偏见，因此造成我们公益事业发展比较慢，这些基本观点我都同意。但是我还是说中国的事情一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公益事业在中国应该就像我们民营企业在八十年代初那样的阶段，是刚刚发展起来，不管是从政府到企业、到企业家、到社会对它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而我们现在恰恰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要求的太高，批评心里太强，有时候往往把一些萌芽给掐死了，或者是把一些公益发展的爱心往往给泯灭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前看，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在困难中要看到前途要看到光明，跟几年前比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刚才说的问题都存在，但是慢慢慢慢的都在松绑，包括政府部门对公益组织的这些看法。最近，据说政府正在制定一个私募基金会，可能包括其他公募基金会的法律、条例等等，要进一步完善。
从企业家来说刚才您谈的问题都存在，但是你也说了，你谈的企业家每个人每年也拿出上千万的资金也在做，在做的过程中可能有些抱怨，他们动机也不是100%的纯洁，但是这些都无可厚非，认为做公益就一定是圣人才能做也不可能，实际上公益大家都能做，不是圣人也能做，有缺点也能做，甚至犯了重大错误的人也能做，那么我们社会要逐渐培养这个心态，那么就会不断的促进我们公益事业的发展。
邵颖波先生说了未来的十年是中国公益事业大发展的十年，我特别同意。就像中国八十年代的经济一样。我们的社会现在有巨大的需求，很多的事情政府是管不了的。今天早上我跟冯仑在另外一个会上叫做炉边座谈的会上，哈佛大学的一个人在说到，比如他们现在正在关注自闭症，援助自闭症这些人，在中国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这些自闭症的家庭非常困难，而这种是很难通过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资助的，因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他只有这么多钱，他是去救助那些贫困地区的卫生院，连感冒的药都没有，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能救一个人的命，而我们花三万块钱治自闭症怎么可能。所以这个需要信心。
再一个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非常慢，那么怎么样发展的快？那我们看现在缺什么，刚才邵颖波先生谈的我都非常同意，我们缺政策、缺企业家捐钱。但是实际上按照我对公益事业的参与，虽然我参与时间不长，很长时间是业余参与，实际上我们最缺的是人，我们最缺的是一种专业的方式来做公益的人。大家最认为公益就是志愿者，都是那些奉献者殉道士们，其实不是，公益本身就是一个事业，像美国这些地方10%的就业是在公益领域。10%是什么概念？城市有3亿多就业，10%就是有3000万全职的跟大家一样上下班和体面的生活，它就是一个事业。能容纳三千万人的事业，他就跟你做媒体是一样的事情，只是不是赚大钱，但是他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收入，他需要专业的人来做，是要跟做企业一样来做，公益事业的捐献者、投资者是企业家是公益投资，但是在公益部门工作的人，他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一样的。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缺的是这种大批的像大家一样的年轻人，把公益事业就要当成一个堂堂正当的职业，我拿到的甚至比一般工资高一点的工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大批专业的人参与推动这种公益事业。第二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做这种事情。公益事业有做的好也有做的差的，跟做企业一样，做公益比做企业还难，企业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服务，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要钱有钱要什么都有，公益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是非常难的，钱你得去求，事情你得一个一个的说服，这个人不能白来做这个事情，一定有猫腻，大家都是怀疑的眼光看这个人。而且做公益本身也是像做企业一样不断的进步或者发展，比如说现在最新的做公益的理念，就是用做企业的方式来做公益。现在西方理论发展出一批叫做企业的社会投资，企业的社会投资家，出现一大批这样的社会企业，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跟企业一样，他只不过是投资者，我不是为了赚钱，但是这个事情要自我滚动、自我循环，至少要能够回收成本，而且还要越做越大，它也就是介于企业和纯公益，也就是说那种慈善性的公益之间的具体市场，而这个市场现在正在非常蓬勃发展，而在中国现在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新工艺的方式。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有很好的人去发现很多很好的政府解决不了、企业解决不了，但是社会特别需要的一些新的方式、方法，你拿这个就跟你找投资一样去跟企业家谈、跟社会谈，可能就更容易得到企业的支持，得到社会的支持。那我们的公益才能发展的更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是缺人；二是气一些非常有创意的新的方式，一些有效的方式；当然我们还缺政策，比如邵颖波先生说的，如果没有政府首肯，如果没有大部分时间笑脸相迎，我们很多企业家不敢做，政府的政策在改变之中。那我们现在需要不断的推广。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大家在自己的桌面上写着我们现在友成基金会只是众多基金会的其中一个，我们就是想推动这个事情，既然人是在整个公益发展里最缺的，那么我们就想在做人这个上面做一点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在筹办一个叫友成新工艺大学，想用一个较大规模的方式，高档次的方式，来把这个人的问题缓解，我们一个基金会几个人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只要每个人每个基金会都去做点努力这个事情就缓解了，我们现在正在办一个大学，就是想全面的来推动人的问题。而作为大学不仅是人而且包括事，因为大学本身除了培养之外还有很多的研究和创新，我们同时也在推动这些新的方式来做这种。比如说我们去年在做的一个实验，在中国社会里现在最缺的，或者说最大的一笔浪费是社会资源的浪费，是退休人员的浪费，我们一谈退休一谈中国都谈老龄化，都把老人当作社会负担，其实这是一笔巨大资源，现在退休女的55岁，男的60岁，但是实际上他们还能做很多事情，但是为了把这个位置给大家腾出来他们不得不离开了工作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而这批人的资源怎么动员起来做一些社会公益事情。一谈志愿者谈的都是青年志愿者，那为什么不能有老年志愿者，这些有爱心、有经验而且还有很多资源的这些人。去年我们就开始在广西南宁做了一个实验，把一批退休的老师组织起来，到一个贫困地区的乡一级中学支教去，这些有几十年教龄的突然就离开了学校那么把他们组织起来到农村去，他们自己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同时解决了社会的很大问题。南宁可以这样为什么全国更多的城市不可以，工程师、医生、干部这些都做点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培养一批人来做这个事情。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要从长远来看，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雏鹰计划”，就是把一批大家有志于磨炼自己，大家知道最近有篇文章叫《到哈佛去念书算什么，你下过乡吗？》里面的观点非常有意思，现在到国外留学已经不难了，但是你到中国的最底层你到贫困地区你去过吗，工作过吗，你知道中国这里是什么情况吗，你能吃这个苦吗，你能有这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里吗，我们今年就准备招50个人，大学毕业生我们组织好，很好的培训然后到农村去工作一年，这些都跟国家扶贫办联系好了。我们找了一批都是像亚布力理事这样等级的导师，每一个人我们给配一个导师，我们用精英式的教育，这些人下去是有人管有人帮的，我们想用这种方法来试一试，在中国的大地里是有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的，我们跟几十家大企业都签了而已，这些学生我们优先考虑，因为企业也需要这样一些能吃苦了解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用这一年的时间未来的发展可能就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些都需要民间的一种创意、民间的一些实验，这些也都需要我们更多的企业来支持、来推动，包括我们的媒体来宣传、来帮助这些事业发展，中国我们需要很多的创新，在社会方面我们更需要创新，中国社会有很多的矛盾我们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光抱怨没有用有机会大家可以做点事儿，退休人员可以做，在职人员其实也可以做，很多在职人员愿意拿出时间甚至业余的帮我们来做。
刚才我还跟谢先生说，在我们的教育里缺了一块，什么呢？就是在很多发达国家的高中阶段都要经历一个120小时的义务工作，叫做社工，就是你自己要在高中阶段找120小时的志愿者、义工，你去老人院、农民工子弟学校都可以。别看这120个小时就给这些年轻人种下了公益的种子，因为他们很可能是第一次才知道原来就在我们周边，原来可能就离我们半个小时车程，还有这么多的贫困，还有这么多的人需要帮助。第二我一个小小的高中生，我做点努力能改变什么东西，我都能帮助人，我觉得爱心这些都可以体现出来，一旦有了这么一个教育，那么当他有机会的时候，当他工作时当他成了大款、成了企业家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自己年轻时的一种经验变成现实，他甚至可能就在当时下了一个决心我以后有钱了就一定帮这些人。在我们教育里就缺这么一块。我们就会怎么考试，我们就会怎么背试卷，我们觉得浪费这120小时太可惜了，从老师到家长包括学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是未来社会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么这些也是需要我们推动的。
总的来说我还是乐观主义，尽管短短两个月时间，碰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乐观，因为中国社会还不断的发展，而且我觉得咱们整个社会还是在向上的，一切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