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过渡为重

　　对话开场不好。两位大师相互吹捧，来来回回，好几个回合，花去不少时间。这还不算主持人恭维两人的时间。其实，两位也就是一个中心意思：你是大师，我也是大师：君心知我心。给人一种唱双簧的感觉。大师一级的人物了，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嘛。相互吹捧归相互吹捧，但两人都自视很高。杜维明倒是正襟危坐，可霍米巴巴就很散漫了，有点仰靠在座椅上，多少显出点傲慢。主持人说话的时候，他并不带耳机听同声翻译——听不懂中文他也不听翻译。外国人喜欢到中国来啊，在中国他们可以得到在本国根本无法得到的礼遇。

　　切入正题之后，霍米巴巴倒是讲的不错。他强调了一个理念：发展应当注重“过渡”（transition），而不是“变革”（transformation），要珍视过渡的每一个阶段。具体意思是：我们不能通过牺牲今天达到明天的彼岸。更何况，明天是否真的美好仍然是一个未知。霍米巴巴倒是坦承，印度发展中的问题不少，像基础设施是瓶颈，还有每年自杀的农民不少，而且各方对此都是一筹莫展。霍米巴巴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变革，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霍米巴巴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对待外国的文化，理解的要接受，不理解的也要接受。当然，霍米巴巴身为教授，话说的更绕，说是一个民族需要将其他民族的文化翻译成自己本民族可以理解的内容——不仅是文字上的翻译，也包括文化上的解释和重述。霍米巴巴是通过宣传叙述而成名的教授，其代表作就是《民族与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和《文化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勿以下马打上马

　　杜维明也有高论。他强调和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和谐意味着不同因素的和谐并存。他特别举例说明：美味佳肴要有不同调料，美丽的图画要有不同色彩，美妙的交响乐要由不同乐器来演奏。非常精彩的描述。拆字先生有可能做同样的解释。“和谐”一词的“谐”由“言”字旁和“皆”组成，或许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说话的意思。

　　杜维明还问了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总是以中国文化的糟粕与西方文化的精华相比？在杜维明看来，这是中、西文化比较的一大误区。杜维明特别提到，鲁迅笔下阿Ｑ的被用来与西方的民主相比，影响很不好。说的不错，我们不能总是以自己的下马去打别人的上马。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太监，但也有侠客和义士：“白虹贯日，彗星袭月，苍鹰击于殿上。”面对暴君，侠客视死如归：流血五步，伏尸两人，今日是也。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敢于挑战黑暗的勇士，这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但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杜维明没有提，那就是国人何以总向世人展现自己丑陋的一面。鲁迅为什么如此激烈地批判孔子？当今中国许多学人中何以有与鲁迅同感？何以对孔子和孔教如此深恶痛绝？杜维明更没有问，为什么中国皇帝大多爱煞孔子？或许杜维明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而且已经有了答案。但是显然他不愿意公开提出这些问题。无独有偶，孔教的最大问题是不提问题，也不让别人提问题。《论语》是典型的有结论，没有思辨和论证。但研究哲学就是要提问，要思辨，要讲逻辑。《论语》与其说是哲学著作，不如说是警句和格言的汇编，东拉西扯，缺少内在逻辑性。

　　对于自己文化的弊端，杜维明如此害怕漏窃，是一种严重不自信的表现。其实，批评性地自我审视，并不有损于一个民族的形象。鲁迅为中国人赢得了尊敬，至少是在日本和韩国为中国人赢得了尊敬。俄罗斯的《日瓦格医生》和《古拉岛》，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生命难以承受之轻》，也都是对本国制度和本民族文化持批评态度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并没有损害俄罗斯和捷克的形象。恰恰相反，这些作品赢得了世人对这两个民族的尊敬。或许，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学表现形式不到位，是因为中国没有好的文学家。果真如此，我们就要问：中国近代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家？或许，这个问题与尊孔无关；或许，这个还是与尊孔有关。

那么杜维明为什么如此在意中国文化的形象呢？具体说，杜维明为什么如此在意孔子的现象呢？原因可能多种多样，杜维明五卷本文集中应当有些解释。但我以为，只有抬高孔子，杜维明方能有资本与西方哲学学者平起平坐。孔子有光辉形象，作为孔子的嫡派传人，杜维明就可以与其他哲学教授们平等对话。其他教授也是有来头的，或是康德的代言人，或是黑格尔的形象大使，还有基督的化身。如果孔子不灵，如果孔教不灵，那么孔子的传人自然无法与其他先哲的传人平起平坐：可以谈论孔子，却无法挟孔子与西人对垒。

　　为什么不请丹大师？

　　由一个从台湾到哈佛大学学成的教授到北京大学来主讲孔子，这本身就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国内反孔的人我们可以不必理会，反孔的人我们可以将其打入另类，但国内尊孔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来北京大学参加对话？我们还有于丹嘛，于丹大姐是尊孔的，而且是呕心沥血地到处普及《论语》、普及孔子。可是，杜维明和霍米巴巴作为中、印文化的顶尖学者，在北京大学同台对话，历时两个小时的对话、问答，和答疑，但杜维明没有一次提到于丹大姐。哲学是有圈子的，杜维明和于丹有不同的受众。于丹大姐的受众是广大群众，而杜维明则是面对学者。于丹大姐再火爆，学术界还是不太承认的。如果受教育程度可以分出三流九等的话，那么于丹布道的受众主要是贫农、下中农，而杜维明的受众则主要是地主和富农。学术界的等级观念远大于艺术界的等级观念，不同圈子里的人，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但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学术界与艺术界不同。美声唱法的帕瓦罗蒂就与流行音乐歌手同台演出，还推出了专辑“帕瓦罗蒂和他的朋友”。这也不无道理：艺术离人更近，学术离人更远。

　　如果从尊孔的角度考虑，我以为余丹不错，从卖相到学识都不错，讲演技巧也是上乘的。于丹说话时，斩钉截铁，不容置辩，表情还有些杀气。我总觉得，于丹是新时代的雷锋在做讲用报告，也像投资银行家在推销自己的业务。在资本横行的今天，我们已经彻底不提雷锋了，但雷锋精神还在发扬光大，借助于丹讲演发扬光大。我对于丹大姐佩服的五体投地。年幼时我参加过无数的毛泽东思想报告会，听过无数次活学活用的讲演。可与于丹大姐的百家论坛相比，那些讲演就相当逊色了。于丹那眼神、那语气、那手势，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我看来，论讲演技巧，于丹大姐比希特勒要强，而论智商和学术水平，又不在杜维明教授的之下。“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但由一位女同志来弘扬孔具有莫大讽刺意味。孔子动辄骂对方是小人，尤其是骂女子为小人。

　　高等研究院“高等”在哪里？

　　杜维明是大师，是哈佛大学教授，还被礼聘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这个名字好生奇怪。人文有“高等”，那就是有“低等”的了。物理学可以有高等物理，数学可以有高等数学。可人文研究还有高低之分吗？美国叫高等研究院或高等学校的也有，其中很著名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John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但这是国际关系。人文怎么好有高等、低等之分呢？实在是令人费解。成绩可以是比较好或比较差，打分就可以了。但。记得在北京街头见过一家小餐馆的招聘告示，对应聘者的一条要求是人品比较好。奇怪了，人品还有“比较好”与“比较不好”之分？动物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高等”和“低等”的，但人就不能分为高等和低等的。同样，人文研究就是人文研究，没有高、低之分，没有高等或低等之分。

　　北京大学的英语名称也是虚张声势，装神弄鬼，也是不打自招地突现自己的非平等性。中国早已普及拼音，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名的英文却不用拼音的“Beijing”和“Qinghua”，非用“Peking”和“Tsinghua”。在半殖民地时代，中国的人名或地名用旧式拼法，与英文发音比较近，是移船就岸，方便洋人。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便采用了全新的拼音。英文中提到中国的人名或地名时，不再怪腔怪调的发音。中国其他大学的校名的英文已经改用拼音，西方人也已经改用拼音，但北大、清华不改，以示卓尔不同，鹤立鸡群。我知道，北大、清华两校最讲爱国，最重民族感情，北大还讲“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在英文校名这个问题上，却见不到两校半点的民族感情，而且就是要高人一等。可惜，“Peking”在英文中也不是什么好词，“Peking”一词后加“ese”就成了“Pekingese”，是“哈巴狗”的意思。

　　北京大学是尊孔的，但并不等于北京大学尊重中国文化。一切崇尚中华文化的朋友，一切崇尚北大并以为北大崇尚中华文化的朋友，不妨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楼前，看一看楼前那尊一人多高的老子塑像。老子被塑的猥琐，称其獐头鼠目也不为过，还伸出了舌头。为什么要对老子极尽丑化之能事？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这是一种艺术，那是让很费解的艺术。我承认，丑化老子似乎并不等于丑化中国文化，更何况是艺术性的丑化？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似乎就可以看出问题了。试问，北大可会如此丑化孔子吗？北大敢如此丑化孔子吗？怕是不会。这就有了等级之分，这就有了王道和霸道。人文研究院要称“高等研究院”，那也就不奇怪了。

　　大师的风范

　　杜维明还对北大的同学们提出了一个殷切希望，就是对话时要注重平等。对话中不仅要听对方说话，还要专注地听，要“深度倾听”，否则不是真正的平等对话。说得多好啊！杜维明与霍米巴巴的对话也表现了充分的平等。但是平等的难处在于，不仅要平等地对待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平等对待与我们地位相同的人，也要平等对待我们自以为其地位不如我们的人。杜维明没有做到后者。2009年9月15日-20日，杜威明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XXIV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并在会上做主题发言。提问阶段，一位中国学者对杜维明的尊孔立场提出质疑。杜维明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指责说：“任何一个懂儒学人，不会问出你这样的问题。”

　　一时间全场哑然，台上、台下非常尴尬。适才杜维明还在谈“深度倾听”和“宽容”，如何转眼便气急败坏，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我不敢说儒学学者都是这样，但孔子有这个意思。孔子指使学生对不同意见者要“鸣鼓而攻之”。孔子杀少正卯也有点这个意思。或许，杜维明与孔子真的是一脉相承。康德说过：“追求前后一致是哲学家最大的责任。”对别人一套标准，对自己一套标准，这就是前后不一致。前后不一致就是不讲逻辑，不讲逻辑也就没有真诚，更没有什么平等。杜维明有这个问题，而他所推崇的《论语》也有这个问题。孔教最大的问题是不真诚。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我可以坐台，但你不可以坐台。

　　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大会上，杜维明居高临下地告诉与会中国学者，最真宗的儒家文化在韩国，其次是在日本，然后是在台湾，最后才是中国内地。（很不明白，北大为什么把这么一个从心底里看不起中国内地民众的人奉为上宾？还把他请到北京大学这个地方做教授？）按杜维明的解释，“文革”之后，内地中国人已经不能得儒家文化之真谛（但或许，儒家文化正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哲学不是考古学。杜维明对孔子有一种理解，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对孔子各有其理解，东南亚的华人对孔子有一种理解，洋人对孔子又有一种理解。文化是一种体验，对文化的理解无不打上人们自身经历的烙印。生于斯、长于斯的内地人对孔子也有自己的理解。而同是内地人，奴隶总管和奴隶对孔子应该有不同的理解。坐在哈佛大学或北京大学的书斋书房里，教授们可以喝着咖啡或品着“龙井”诠释孔子。在工厂、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知识青年也可以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感悟孔教。何以杜维明所理解的孔子就是大家所理解的孔子？难道只能以歌颂的方式热爱自己的文化，就不能以批评的方式热爱自己的文化？难道鲁迅的理解就是异端邪说？

　　有的朋友会说，鲁迅是“愤青”。那么好吧，我们不谈鲁迅。张爱玲如何？张爱玲对孔子也有高论，说是“孔教为不求甚解的读书人安排好了一切。”有的朋友又会说张爱玲是汉奸作家，至少是一个曾经深度爱上汉奸、深度倾听汉奸的作家。那么好吧，我们也不谈张爱玲。可宋朝词人辛弃疾对儒学也有高论。他问道：“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辛弃疾，《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甲辰岁）。在宋朝官员中，辛弃疾是主战派，而非投降派。我以为，辛弃疾对孔教的解读可谓一针见血。难道杜维明比辛弃疾更伟大？难道杜维明比辛弃疾更懂儒学？有可能。但不太可能。即便杜维明有可能比辛弃疾更伟大，但这仍然需要时间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错，但时间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时空充满实践。辛弃疾的时代离孔子的时代更近，而且辛弃疾的国学应该比杜维明先生的国学更为深厚。杜维明先生对孔子的理解是一种解读或重构。既然都是解读，杜维明先生对别人的解读也没有必要气急败坏。对于坚决反孔的人，杜维明先生应当做“深度倾听”。

　　很遗憾，就是杜维明这样的人在西方诠释我们的文化，而且现在又回国为我们诠释孔诠释中国文化。

　　真正的学者是虚怀若谷的，大师更是虚怀若谷。真正的大师很少，能够见到他们的机会更少。我有幸见到过一位，而且旁观了他与听众之间的对答。美国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是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特别强调个人权利和尊严的重要性。德沃金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演时遇到了一位女生的挑战。女生表示，她就是认为集体比个人重要，就是认为应该先集体后个人。500多人的弄堂内鸦雀无声，气氛甚至有一点紧张，不管是支持德沃金先生观点的，还是反对他观点的，都静待回答。德沃金先生并没有半点气恼，而是和蔼地问：“你刚才说的结论是你个人思考所得出的吗？”女生毫不犹豫地答道：“是的。”德沃金先生欣然道：“啊，那你就已经肯定了个人的作用。”德沃金先生反过来又问：“贵国强调集体的作用很好，可是根据现有的资料统计，贵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的贫富差距，请问这该做何解释呢？”我们可以不同意德沃金的观点，我们可以批驳他的思想，但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思辨，不得不佩服他对不同意见的认真应答。

　　是痛苦思索，还是游戏文化？

　　杜维明确有过人之处：切换东西方文化概念极为娴熟，英文说的很好，只是偶尔有些发音不准。但这些优点，并不是哲学家的精魂所在。哲学家的精魂是提出问题，是痛苦的思索。哲学家是为民族和人背负十字架的人。杜维明和霍米巴巴不是这样的人。两人交谈时甚欢，看上去还是太开心，给人游戏文化的印象。两位一唱一合，相互吹捧，兴高采烈，雅趣无穷。但他们身后会议幕布上“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中的“高等”两个个字，是对他们“平等”对话的绝妙讽刺。

　　孔子或许被杜威明捧到了天上，但是美国民众对孔子还是非常的不敬。美国人有这样的习俗，如果要开玩笑了，就说“孔子曰”，然后便开始胡说八道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似乎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