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跟大家谈通胀是近一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说，通胀的幽灵就在近前，只是这个幽灵不会变成严重的通胀，通胀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时间迟早的问题。现在看来，真是不幸言中，通胀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

　　目前的房地产新政未伤筋动骨

　　怎么看待当今或者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如果延续去年的政策，不做大的折腾，在微调和防范之中来把握发展，那2010年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好的一年，能够平稳地增长，而到了一季度高点以后，它会自然往下走，全年的增长速度可能在9.5%到10%之间。去年年底，我就曾描绘过这样的前景，我认为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11%到12%之间，绝对不会超过12%，二季度在10%到11%之间，三季度在9%到10%之间，而四季度则在8%到9%之间，这样全年的速度会在10%左右。去年描绘的前景能不能在今年达到？这取决于政策的连续性。但今年一季度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三个问题开始影响今年整个的经济前景：

　　第一，房地产调控政策究竟会对整体经济造成什么影响？从表面来看，房地产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只有15%到20%，经济增长10%中房地产可能有2个百分点，增长8%可能有1.5个百分点。但除此之外，房地产还有很大的其他间接的影响力，如对金融、居民消费心态、市场行为等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现在的情况来看，4月17日新政出台之后，市场总的判断首先是交易量明显下降。其次，价格由疯涨转为稳定。二手房已出现降价，北京的二手房环比降了5千左右，一手房没有太大的松动，五月前三周所开18个楼盘的价格环比涨10%。再次，对上下游的影响开始显现。四月份市场预期工业增长在18%到19%之间，但现实数据只有17.8%，这是因为重工业、冶金行业、建材行业等与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增长明显减缓。另外，与房地产息息相关的其他领域也出现变化，比如装修业、家电行业等也开始波动。这些相关行业开始感觉到房地产调控新政的负面影响。最后，整个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预期发生变化，观望的氛围明显强化。整体而言，这个政策究竟会对整体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我想，首先要看这个政策是长期政策还是短期政策？接下来是否还会陆续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还是到此为止？这需要界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政的出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只是伤及皮肉，不会伤筋动骨。也就是说，如果不再出台新的政策，它所带来的影响肯定会伤到皮肉，出一点血，但不会伤筋动骨。但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对政策没有底，还有一些新的政策正在酝酿之中，所谓的房产税政策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利率政策，本质上利率政策对房地产的影响最大。但是，基于通胀水平和国际环境的压力，这两个手段还没有使用。如果这两个手段短期内不使用，特别是税收类手段不使用的话，新政还不至于对房地产产生伤筋动骨的破坏性影响。因为到目前为止，从在建和国家安排的来算，房地产投资还可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问题是，如果当局者对这一政策所带来的效果不太满意，非要看到一些很显著的成效，继续出台新的政策所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会更大。

　　房地产新政是一个短期政策

　　房地产政策可能是一个短期政策，而不会是一个长期政策。为什么这样说？理由有三：

　　其一，目前对于房地产的看法，尽管大家认识有所不同，但有一点不会怀疑，那就是它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还是一个影响面比较大，影响力也比较大的重要产业。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体经济的景气变化，会影响整体经济的快慢变化。如果这一新政不至于伤筋动骨，那么它一定会被严格地执行下去，但如果出现了影响实体经济的情况，那这一政策可能会发生动摇，它的前景会被实体经济的整体变化所左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实体经济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因此，这一政策也很可能出现一些动摇。

　　其二，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打压需求，与此同时增加了供给，这与以前有所不同。2006年，政府出台政策调控房地产，当时大家更多集中在控制需求，因此政府从税收、利率、土地供给等几个方面对需求做了比较多的调控。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上，我发表过一个看法，我说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是必要的，也是应当的，因为房地产不仅仅是经济行业，还是一个民生行业，也还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行业。对此，政府的监管应该坚定不移，在理论上这没有可以讨论的，在观念上也没有可以讨论的。但政府应该管什么这是应该注意的。当时我说，政府掌握着土地资源和金融资源，在这一条件下，政府完全可以将房价控制在适当的水平。这就要求对我们的住房制度、住房体系进行进一步地完善与改革，也就是说，将旧的以计划为主，政府全包，单位全包的一轨制改为市场为主的新体制。实践也证明，一轨制解决不了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必须在双轨制下面才能解决，只是我们必须用新的思维去对“双轨”进行研究。其中的一轨是租房体系，我们完全可以在租房制度上做进一步完善，租金以及租房的使用年限、服务等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另一轨就是市场，市场这轨应该完全放开，但政府也不是不管，政府要管市场秩序，将市场秩序真正建立起来。这两年，政府在开始考虑前一轨的路。因为整顿住房体系的目的就是要保证穷人能住上房，富人能买上房，而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得依靠政府与市场的两方力量。为了让穷人能住上房，政府就应该在社会保障方面发挥作用；而让富人买上房，就必须依靠市场解决出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的住房体系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而就现在的调控政策来看，第一，调控房地产如果是控制需求，而不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最终也走不出一条出路。第二，目前我们的调控只是将需求延缓与推迟了，需求并没有消失。至今为止，我们的住房需求无非是三大类，第一是基本需求，第二是改善需求，第三是投资和投机的需求。目前受影响最大的是第三类，投资和投机的需求，现在已经有很多资金游离房地产，开始在外围观望，而前两类基本住房需求和改善需求只是由于政策的不明朗，市场的不见底，正处于观望之中。但是我们知道，前两类需求的忍耐期限非常有限，它不会随着时间无限期的延长而延长，发展到一定阶段它一定会返回市场，到那时，整个市场的情况会发生变化，政策也会出现调整。

　　其三，在这一轮对房地产进行打压的政策下，地方政府受伤最重。任志强跟我交流时，我说今年的一些经济问题已经政治化，单纯从经济的角度去解释今年的中国经济是解释不清楚的，其中房地产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今年，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一定要将房地产价格控制住，不控制住绝不罢休。这种承诺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承诺。因此，从政治的角度，地方政府在短期内会配合中央政府逐步落实一些调控措施，如这次北京的表现就特别明显，在全国范围内它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是一个风向标，它的政策如果不体现中央精神，其他地方基本上开展不了。

　　对此，我们要开始想另外一个问题，土地财政在没有别的财源可接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等待的时间也非常有限。地方政府中大量的民生工程与所谓的政绩工程都有赖于土地财政，而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责。如果地方政府的日常行政无法维持下去，这就可能会变成社会问题，继而变成新一类的民生问题，这最终会动摇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政府政策的意志，进而通过各式各样的变通手段来改变政策。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说，这轮的调控不是可持续的长期政策，而是一个阶段性地短期政策，但是今年一定要见到效果，我也相信一定会有效果。

　　年初的时候，对购房者我曾说，要一看二等三动手。也就是说，想购房的人赶紧去看，明确哪里有你所需要的房子，先把房源看好；然后等着政策发酵，发酵以后价格一定会有调整，因为在今年的特殊情况下，房价不出现调整政府一定不会罢休，这是可以预期的。而一旦市场开始做出反应，该出手时就得出手，不要期待还有更多的利好在后面。人们的忍耐也有期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政策也是短期的。但它的影响面非常广，未来中国经济的变化受这个政策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我们不妨继续观察下去。

　　重点不是有没有通胀的问题

　　第二，四月份之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在此情况下，社会上开始出现世界上会不会出现又一轮金融危机，以及世界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的担忧。所幸的是，欧洲国家相对比较明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相对比较配合，出台的75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对缓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现在的问题是，目前的方案只能够解决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这些小经济体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西班牙、意大利等大经济体的问题，而恰恰是西班牙的所有数据，如债务负担数据比目前出现问题的经济体还要严重，只是因为西班牙的经济承受能力比希腊等小经济体要强，所以还没有加入危机行列，还只是潜在危机。

　　但这些大经济体究竟会如何变化？这是今年中国经济会受到影响的一个潜在因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对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五个国家的出口占3.47%，对德国、英国、法国三个国家的出口份额占8.55%，两者加在一起可能12%左右，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出口还有7%左右的份额。因此，如果欧洲出现全局性问题，这可能会对我们的外需带来影响。而现在，由于欧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将近15%，这已经给中国的出口企业带来了成本的压力。另一方面，在欧洲紧缩财政以及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其需求可能减弱。如果欧洲的经济金融形势进一步严峻，这对我们原来认为今年可以依赖的出口会产生影响。

　　第三，在看待我们所谓的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上，重点不是通货膨胀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对其影响、程度、形成机制、发展前景是如何认识的。今年一到四月，中国的通胀水平是2.4%，未来一段时间情况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看影响因素：

　　其一，货币因素。去年如此大力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使社会潜在或者埋伏着通胀的因素，这是毫无疑问存在着的问题。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这些潜在因素在显性化。

　　其二，增长因素。去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从6.2%回升至10.7%，已经出现了从低于潜在增长率到高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也就是说，从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已经由负变正。如果经济增长在潜在增长率之下，市场存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缺口，物价在下降。但一旦现实增长率突破现有9%到10%的潜在增长区间，物价就会上涨。根据现有情况来看，这个因素已然存在，情况已由供不应求的缺口向求大于供的缺口转变，物价随之会出现上涨。

　　其三，国际因素。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国际资本的流动以及世界经济的回暖都在向中国传递，给中国带来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其四，自然因素。今年年初的干旱到玉树的地震，再到持续到现在的水灾等，可能已经对通胀带来了一些短暂的冲击。其五，改革调整的因素。所谓的资源价格和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涨价因素，客观上也是存在的，因为未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必然。

　　出现通胀是一种必然

　　这五个因素成为引发通胀的客观因素。因此，据我判断，今年出现通胀是一种必然。但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从发展前景来看，2010年中国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预期的目标是3%左右，我认为现实可能会比3%略高一个百分点左右，在3.5%到4%之间。从中国现阶段的情况来看，这还是一个温和型的、可控的通胀水平，而不是一个严重的通胀水平。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呢？同样从五个因素来看：其一是货币因素。我们看到，其发展前景呈现出减弱的趋势，而不是增强的趋势。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我们的货币政策已经从适度宽松转向适度。去年上半年，我们的信贷投放为7.36万亿，下半年是2.2万亿，全年共9.56万亿，前后上下半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今年一季度这一数字又被进一步缩紧。这样货币对物价的推动力会维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而不是进一步加重。其二是增长因素。从今年经济增长的曲线来看，其正从高于潜在增长向低于潜在增长回调，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其对通胀的压力也不是加重，而是在减弱。其三是国际因素。虽然今年的通胀压力客观存在，但这个压力也是有限度的压力，而不是无限度的压力，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世界经济还处在很温和的复苏当中，尤其是对大宗商品的需求相对而言依然比较弱。总体上讲，石油、农产品、矿产品呈现出供过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情况，这就决定了大宗商品涨价的幅度来自于供求关系的压力不会太大，而会更多的来自于汇率的变化与心理意识的变化，来自金融属性的变化对其的影响，而这些不会回到2008年严重失控的局面。这就决定了国际上输入型通胀压力也不会严重失控，而是一个相对有限。其四是气候因素。应当说，前一时期的灾害因素已经被市场消化，物价已经变为现实，没有潜在的影响力。现在唯一的潜在影响是今年很可能出现洪涝灾害，这对某个时段的物价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是我们知道，整体上中国农业生产是怕旱不怕涝，因为涝是一条线，旱是一大片，因此一定程度的水涝灾害，可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农产品的供给。因此来自于气候方面对物价的压力，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其五是主动性调价。这掌握在政府的手上，政府完全可以根据物价的变化形势来把握其力度与时机。这是可控的，而不是一个失控的，这就决定了今年的通胀不会严重失控。

　　今年的通胀高点很可能出现在三季度，达到4%，这就决定了我们加息的紧迫性不是很大，因为4%与名义的利率之间有一个多点的负利率。但是，我们的主管部门并不会完全从这些方面考虑问题，而更多的是从有所作为、有所表现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不排除二季度末，在连续四个月负利率之后，政府有关部门可能会有所动作。不过，我认为可能到三季度，调息的紧迫性才会进一步上升，因为那时世界经济与市场物价的前景应该都已经明朗化，国际、国内的因素都使得央行能够更主动、更从容地使用它的货币政策。现阶段，主要以数量杠杆为主，还不是以价格调控为主，尽管实际上价格杠杆也变相地被使用，比如取消房地产优惠利率。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目前的货币政策还处在一个总体上适度宽松的框架之内，这没有发生方向性的改变。而一旦利率手段启动，货币政策可能由适度宽松转到适度从紧，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但这取决于整个国际与国内形势。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国际金融危机下我们最困难的阶段似乎已经过去，总体上我们已经处于新一轮的增长期。但这个增长水平可能要低于上一周期，时段也可能短于上一周期，也就是说，可能上一周期有六年的高增长，而这一周期可能只有两三年左右，明年我们或许又会进入新的调整期。世界经济可能也是这样，温和复苏，低速增长，因为低幅震荡的危险还没有完全消除。而我们所谓新的增长是两个季度现实超过潜在增长率，这是基本恢复增长，但其中增长的高点可能已经过去，下一阶段是趋于平稳地增长。大家可以看看一些数字：我国经济全年预测是10%左右，CPI是4%左右，这体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情况。前面已经讲过，今年的通胀不会失控，是温和型的通胀。

　　双轨制才能解决住房问题

　　房地产也已经分析过，崩盘的可能性不大，但回调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想补充一下，房地产是一个各方博弈的市场，从经济层面来分析，我觉得中国将长期处在住房供求偏紧的状态，也就是说，是一个紧平衡的状态，这决定中国的住房价格不可能很低，而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因为中国地少人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可用于解决住房的土地数量有限。这使得供求长期存在偏紧的预期。另外，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生产成本呈现出一个看涨的趋势，如土地成本、建材成本、劳动成本、税费成本等都在看涨。但现在所建房子的质量与十年前完全不相同，许多人在比较房价、比较房子时恰恰忽视了这个最大的因素。并且，中国房地产的交易成本在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从整个房地产建设的最初环节到最后出售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焦点。因此从土地获得到卖房子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付出额外的交易成本，再加上企业本身需要有利可图，从这个角度来说，房地产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而不会越来越低。这就决定了房地产价格只会越来越贵，而不会越来越便宜。只有到工业化、城市化基本完成，人口增长趋势逆转，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才可能发生变化。其实，现阶段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是一个制度缺陷的问题。我前面讲到，住房单轨制的后遗症就是将低收入者、中高收入者一视同仁，导致穷人住不到房，富人买不到房，因此我们应该将其改为双轨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的问题。

　　当然，对于中国房地产的未来，我认为不会像某些人所说的2012年崩盘，也不会出现日本的情况。大家知道，至今为止，我们还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的发展中国家，而1987年时日本就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它的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而我们现在才三千到四千美元。两者完全不是一个同数量级的经济体，而我们现在恰恰将两者同等看待，认为银行贷款中有30%左右用于房地产贷款就必然会带来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仍然在继续，随着这三个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会化解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会创造需求，也会创造供给。另外，我们政府所拥有的资源的支撑力，远比其他国家强大。人们常说的中国模式也好，中国奇迹也好，中国特色也好，舍弃其他因素，就是因为在中国经济运行之中，除市场之外，政府也比较强大。如果将政府完全抛去，中国不可能创造出今天的成就，未来也并不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这其中的关键是，对政府的工作重点、方向、运行规则需要进一步改革与调整，也就是说，要由直接的投资者、生产者转为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这或许是政府最需要做的，这也就表示，它可能需要从一些领域退出来。

　　同时，中国百姓的宽容与承受力比人们想象中强。中国缺房的是谁？一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他们从农村到城市，从从事农业到从事非农产业生产，这种变化中间出现了一定阶段的住房困难，但是这些人在农村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是有退路的。与国际上的情况相比，他们不是绝对缺房的人群，而是因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原有住房解决不了现有的居住需求，但这不是绝对的缺乏，是相对地缺乏。二是知识群体。这些所谓的受过教育的知识群体由小城市、小城镇、小县城向中心城市、大城市迁徙，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住房困难。但是这些群体也不绝对地缺房，因为他们的家庭在原有的地方拥有住房，住房条件甚至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宽松，因为越是在小县城，住房越是宽敞。从这两个角度来说，中国真正缺房的群体比例其实并不高。所以，老百姓对待住房的压力只是阶段性的与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目前的房地产形势还不至于酿成社会动荡，只是说，政府应当对目前的房地产采取调控加改革的办法。目前所采取的短期措施，我个人觉得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措施是不全面的，需要从制度上改变，即中国的房地产还是一个重要的产业，民众的居住问题需要制度性安排与市场性调节来共同解决。

　　政策周期保障中国经济增长

　　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问题，也许大家会问在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中，住房开始削弱，汽车预期也会减弱，政府期望的依靠消费需求更大地拉动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很可能在今年受到影响。最终可能还是会以投资为第一动力，消费为第二动力，出口为第三动力，原有的格局没有改变，而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变化。但问题是，在国内消费趋势进一步减弱，出口又遇到了主权债务危机影响的情况下，来自于经济层面周期性的推动力可能减弱。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经济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层面的推动力，还取决于政治层面的推动力，而2011年恰恰是中国政治周期十八大启动的第一年。因此，从为了获取政治领域制高点的角度来考虑，各个层面一定会在经济层面上抢占制高点，这一点会在2011年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这方面的冲动、扩张可能会抵消由于这些政策的影响所带来的消费增长不够快、房地产投资在减弱等的短期影响。所以不用担心中国经济在2011年会明显减弱，因为有一个政治周期在托底，它甚至可能会带来影响经济周期回调的因素。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重叠下可能出现的经济势头过热。换句话说，2010年的通胀不会严重化，但是过了2011年，2012年中国的通胀可能会进一步显现，这值得我们注意。

　　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我认为制约中国发展最大的因素其实是工业化、城市化中的资源、环境、技术问题，这是中国的短板。我们要保持快速发展，就必须解除这三个问题的约束，因为这三个约束已经越来越突出，如资源方面，我们石油资源短缺，铁矿石短缺，天然有色金属资源也短缺，甚至我们的土地、淡水资源也短缺，因此，来自资源方面的约束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些严重的影响。尽管眼下大家都很重视环境，但是中国的环境依然在恶化，而进一步改善环境所需要的投入非常大。另外，核心技术也是我们所缺少的，只有千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技术，而我们所谓的创新，更大的发挥技术的作用都还需要一个过程。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市场优势之外，我觉得另外两个优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一是资本优势。现在中国已经进入资本相对宽裕的阶段，不管是国家还是民间，资本都相对宽裕，甚至都可以进行资本输出。第二是产能的优势。在制造业领域，我们的产能排在全球的前列。过去，我们更多讨论的是市场的优势，但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资本的优势和产能的优势，如何将市场、资本、产能三个优势组合好，进而寻求中国新的发展动力和空间？这值得我们深思。而在整个中国经济成长中，从长期来看，我们遇到了三个矛盾：

　　第一，经济与社会的失衡。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经济一马当先，社会事业相对比较落后，而现在来自社会方面的需求远远大于来自经济方面的需求，这方面的矛盾也就被进一步突出。

　　第二，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失衡。目前，我国的现代化在大踏步前进，而民主化还在低速度前行，两者发展的不协调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民主化与法制息息相关，我们常说“没有民主的法制是专制，没有法制的民主是混乱”，而在这两方面我们都有缺陷。民主是柄双刃剑，用得好就能够推进现代化发展；用得不好，可能就会阻碍现代化的发展。从眼下的情况来看，民主意识在进一步强化，社会对民主的需求在进一步加大，而我们制度的安排、观念转变、理念的更新还没有到位，这方面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

　　第三，国内与国际的失衡。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非常独特，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经济体与世界的矛盾也比较突出。回顾世界经济的成长史，一个大国的经济崛起往往要协调与国际的矛盾，需要通过国际市场、国际资源来化解自身的矛盾，而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些国家曾经拥有过的环境、条件。比如，他们依靠殖民政策、侵略政策、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国内资源问题、市场问题、低端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而现在我们没有这些条件，也没有这样的文化、体制和实力，这条路我们走不通，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和平发展，但和平发展不是一帆风顺，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国际上的一般规则主要是西方社会制定的游戏过则还有冲撞的部分。因此在中国资源、低端劳动力的转移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拓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国内与国际利益相冲撞的问题，这需要我们谨慎对待。

　　必须注重对战略问题的思考

　　这三个失衡都是我们在实现现代化成长中所需要面对的矛盾。从中国发展的趋势来看，经济增长不会中断，但是起伏难以避免。前一段在首都经贸大学做讲座时，一名大学生很尖锐地问我，您描绘的是乐观的中国前景，那中国会不会出现一些悲观的现象？我对他们说，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不会悲观，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中国确实需要警惕。因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解决了生产的问题，并已经形成了只要有市场，有利益，就会有人投资，有人生产的局面。现在，我们的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生产，以及生产成果怎样分配。在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和路径时，我们还必须有四个兼顾：

　　其一，政府与民间兼顾。我们还是要走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同时兼顾的道路，既不能完全依靠民间，又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要将两者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其二，发展与调整兼顾。在现阶段，我们需要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需要做各式各样的调整，但在调整的同时必须发展，我们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与矛盾。

　　其三，转轨与转型要兼顾。我们需要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型，但是体制转轨更重要，没有体制的转轨，发展方式的转型不可能出现。我们要通过改革解决转型的矛盾。

　　其四，国内与国际兼顾。我们应该兼顾自己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在共赢过程中，实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解决了上面这些问题，2020-2025年，中国基本会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但问题是我们现阶段要解决影响社会发展的问题以及影响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矛盾，这就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中国国际通道的安全保障问题。到现在为止，这一问题还没有解决好，中国一定要通过国际来解决国内的矛盾。比如通货膨胀，从财政增发的赤字、银行的大力扩张、潜在的不良贷款来看，我们可以预期中国未来一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胀，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国可以通过国际途径来解决通胀的问题，那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解决国内通胀的有效手段，但问题是如何使用？怎么实现？二是农民问题，三是资源问题。但现实中，在选择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上，在谋划发展中，我们往往只注重了战术上的问题，而忽略了战略上的问题；只注重了短期问题，而忽视了长期问题，所以今天当我们把世界救起来的时候，中国的矛盾一点也没有解决，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吸取教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