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是2009年乃至2010年的一个经济热词。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世界经济开始呈现复苏迹象。然而，大量的救市措施可能会为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埋下隐患，特别是加大通货膨胀的风险。经济最早开始复苏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可能首先会面临这一问题。对中国来说，通货膨胀是否会到来？何时到来？其影响程度有多深？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和对抗通胀？

我国金融业该选择专业还是混业经营？这个话题已经争论许久。长期以来，美国金融业一直是我们制定战略及发展的标尺，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可资借鉴和学习的标尺骤然消失，我国金融业似乎失去了航向，混业经营方向也遭到质疑。在这样一个迷茫的时节，对一些问题的重新思考就变得至关重要：对金融业来说，专业化的利弊如何？混业经营的利弊又如何？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哪一种经营方式更适合？依据是什么？ 

近年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窜红，吸引了大批高素质、具有高消费能力、潜力的读者群。网络这种新媒体终于达到了它的“临界点”，与此相对应，纸媒等传统媒体出现了相反的历史性“拐点”，发出了走向衰落的强烈信号。在这样一场较量中，网络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魅力？人们该如何认识以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和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场较量？应该如何对待这一衰落的信号？又该如何打造传统媒体的新春天？

近几年，房地产行业一直是社会瞩目的焦点，人们的喜怒哀乐与此息息相关。一方面，它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高企的房价，让一批人成为“房奴”，而更多的则是望楼兴叹。在这功与过之间，究竟孰多孰少？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其本质又是什么？要改变这一尴尬境地，房地产行业又该如何行动？在这过程中，政府应当充当怎样的角色？

2009年12月7日，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全球192个“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就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迁，如何减少碳排放等问题进行了协商，并致力于制定气候协议，以取代截止于2012年年底的“京都议定书”减排承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为市场运行的主体，企业该如何响应号召？而作为企业管理者的企业家又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在具体的实践中该如何操作？

信息技术作为当今最活跃、最具变革作用的技术，发挥着经济增长“倍增器”、发展方式“转换器”、产业升级“助推器”的重要作用。发展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和政府政策的主要导向。然而，我国目前在信息技术的融合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市场“短缺制约”和“需求制约”并存。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想以新应用和新需求带动产业的新增长，我们该如何着手？如何真正将政策融入实践？如何做到产学研的高度结合？如何推进信息技术与工业化的结合？

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经济浪潮中，中国制造业利用国内劳动力低廉等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已经走出国门，迈向世界。但就在“Made in China”充斥着世界各国街头的时候，中国商品却并没有获得对方的尊敬；在西方企业强烈感受到“中国制造”的冲击波的时候，“中国品牌”也没有获得与之匹配的竞争力。从“中国制造”的繁荣到“中国品牌”之富强，我们任重而道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否打造国际性的中国品牌？会遇到什么困难？解决的办法又将如何？

新世纪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中国逐步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日益规范的资本市场，日趋完善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以及迅速成长的创业投资业务，为风险投资的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历史契机。在接下来的十年，在国内推出“创业板”的促动下，中国风险投资将面临怎样的发展际遇？它的商业机会将主要出现在哪些领域？在抓住机遇的同时，如何避免潜在的风险？

在一波波的商海浪潮中，一个消失已久的群体，一个早已尘封的标本——中国商帮再次崛起。关于商帮，古有晋商、徽商的五百年辉煌，今有浙商、苏商、粤商、闽商的风云叱咤，更有京商、沪商、鲁商、豫商、赣商等称雄崛起。他们凭借地缘优势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不同阶段创造了商业奇迹，奠定了中国历史经济的繁盛和今日中国经济版图的基础。与历史相比，新世纪的商帮继承了怎样的传统？具有怎样独特的时代特征？在更大的地域上，南北商帮文化有何异同？商帮之内的南北企业、企业家在经营理念、文化传承上有何异同？

时下，在国际金融海啸下，民企出现暂时困难之际，中国本土上演了一幕“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大型国企，大举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得比较好的书商，也面临国企的收购或入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民营企业该如何应对？该如何在生存空间进一步受挤压中，寻到自己的生存、发展之道？这种“公私合营”模式，又有着怎样的历史缺陷？应怎样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