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 任正非的“教育论” 为什么击中了痛点?

2019/06/10
日前,针对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全面封杀华为的事件,华为创始人、CEO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美贸易根本问题是教育水平”,“高科技不是基本建设,砸钱就能成功,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任正非的观点可谓精准击中了中国众多纷繁复杂问题的痛点,因此瞬间引起公众的共鸣,成为舆论关注、反思的一个焦点。

“贸易之争是教育之争”,我很赞同这个观点。无论是芯片等高科技领域,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业领域,一个国家产业产品的科技实力和贸易竞争力,无不最终体现在人的素养及人的竞争上,而这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

以农业为例,美国能以1.6%的国内总人口生产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农产品,除美国农业的科技实力之外,还与美国农民的教育水平和培训体系不无关系。

在农民的教育培训上,从1862年颁布《莫里尔法案》算起,美国农民的教育培训已有157年的历史。《莫里尔法案》规定,联邦政府赠予土地,在每个州至少资助一所高等院校从事农业和机械工程教育。法案颁布后,尤其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各州纷纷创立农工学院、农业技术专科学校和以农工学院为主的州立大学。此后,美国又颁布了《哈奇法案》和《史密斯-利弗法案》。《哈奇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拨款资助各州建立农业试验站,承担农业应用科研任务。《史密斯-利弗法案》规定,联邦政府资助各州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雇专人向不能进入农工学院学习的农民提供农业咨询,推广人员采用各种方式向当地农民进行文化补习和实用技术培训。

这三个法案帮助美国建立起了包括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教育和农业推广培训组成的系统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同时,美国还通过数万个农村俱乐部,帮助农村青年学习各种农业专业技术和其他文化知识。

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不仅使得美国农民普遍拥有较高的学历,而且85%以上都接受过专业的职业技术培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统计,在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500多万人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占比高达25%,拥有高中和专科学历的农民占比达68%,而高中学历以下的农民仅占7%。

反观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中,未上过学的农民占比达7%,大专及以上学历仅1%,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农民占比约7%,初中学历农民占比48%,小学文化农民占比37%。农村劳动力中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技术培训的比例高达76%。

美国高素质的农民群体,高效的农业机械和科技水平,使得其农业傲视全球,无论是玉米、棉花、大豆等农作物,还是家禽家畜等畜牧产品,其单产量、成本和效率都彰显出极强的竞争优势。以玉米为例,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数据,美国玉米的亩产成本比中国约低400元,而每公顷单产比中国高4500公斤左右。同样的农产品,中国如此大的成本效率差距,产品在国际市场与美国何以竞争?

我以为,中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农业竞争力现状较为直接地印证了任正非“中美贸易根本问题是教育水平”的观点。无可否认,从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看,中国与美国之间还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距,而且这差距,是方方面面、系统性的差距,比如农民的教育立法、农民教育经费的投入、农民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这些差距绝不是采取突击式运动,给农民培训几年授予大学毕业证书就可以缩短的。果真这样,那实现科技赶超也莫免太过简单。农业如此,其他行业亦然。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今天,距离钱学森提出这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已过去14年,中国人却依然在探索答案。

“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诚如任正非所言,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很清楚“教育是我们的出路”,否则任正非的“教育论”也不可能引起如此共鸣。改革开放至今,政府也出台了很多促进教育发展的文件,家庭对教育也不可谓不重视,市场上各种培训机构成千上万、琳琅满目。方方面面都试图努力地循着这条“出路”走出去。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似乎却依然在摸索徘徊?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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