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环境下的中国应对之道

2022/04/24


王文: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到三重压力:需求的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怎样看待这样的压力?


汤敏:压力也是动力。疫情肆虐、美国加息、俄乌战争等一系列情况,导致外部挑战非常大。从内部来看,经过这两年的抗疫,一些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都有所减弱。在这个情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字当头。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特别重视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我们现在一共有1.5亿市场主体,其中4000多万是企业,剩下的一亿多是个体工商户。平均一个个体工商户大概雇佣2个多名工人,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有将近2.7亿人在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里就业。李克强总理的报告多次强调要激发市场主体,特别是强调要给小微企业减税,所以今年专门将小微企业(即年收入在100万到300万之间的企业)所得税再减半,同时,要求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去年,大型国有银行给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贷款增加了40%,今年也要持续实施这些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要稳就业、保民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刘元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这三重压力是非常客观也是非常科学的,但是我们在认识当前中国的这三重压力时,应该把视角拉长:首先要看到整个世界从2008年以来面临的四大逆风向,导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停滞,也就是长期停滞现象。全球目前面临收入分配、两级分化、人口老龄化、债务奇高、技术贡献的速度下降等问题,导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从传统的4%左右下降到3%;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面临百年未有的世界疫情冲击,所以全球经济呈现趋势性长期停滞。这是我们整个外部环境。而这个外部环境在2022年又叠加了一些复杂的因素,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现在全面进入加速期,也就是地缘政治的恶化和带来的挑战,对于金融经济的冲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是要拉长视角。从我们本身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着几大超级转型:一是绿色转型,这是一个成本概念不是收益概念;二是科技转型,从传统的要素投入、投资驱动转换成科技创新驱动。我们现在面临着科技大转型的一个关键期,也就是我们如何突破卡脖子的问题;三是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经营转型,这个转型是会地动山摇的;四是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行转型。这几大转型叠加就会看到,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疫情这一个冲突,还有一些周期性的问题,以及大量结构性的、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三重压力在当下所具有的必然性和客观性,正确认识这些压力。


第三,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政策进行再定位,对于重大问题、实践问题,预期进行了很好的调整。近两个月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参数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PMI指数(采购经理指数)出现了回升,各方面的投资速度开始大踏步前进,等等。这说明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基本方向、基本举措是正确的。因此今年5.5%的经济增长目标,5.1%失业率等一些宏观目标应该能很好达成。


姚洋: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压力还是预期转弱和需求收缩,但是预期问题从过去两个月来看好转得非常快,PMI已经过了荣枯线,说明企业向好的预期开始转变。今年,我们面临的更大压力还是需求问题。我们如何把国内的有效需求调动起来?一方面,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给地方政府3.6万多亿元的地方债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另一方面,在消费端,我们还要再发一些力。如果能够将消费端再调动起来,我想今年实现5.5%的经济增长目标还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做过初步计算,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仍然是在5.5%到6%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工作报告把增长速度定在了5.5%,至少是我计算的潜在增长力的底线。


王文:今年对于企业来讲,从政府政策端如何服务于企业?


汤敏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无非是两个重要政策,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


从财政政策角度来说,首先2022年国家减少了企业的负担,特别是财税负担。2021年,国家减了1万亿元税收,今年要减2.75万亿元,但2.75万亿元中有1.75万亿元是留抵退税。留抵退税就是对现在还不能抵扣、留着将来才能抵扣的“进项”增值税,予以提前全额退还。今年6月之前,国家要把这笔钱全部退给企业,减轻了企业很大一部分负担。其次从国家支持企业层面来说,对微小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减半。第三是鼓励科技创新,鼓励企业研发。今年,企业的研发经费,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研发的经费不仅不用交税,而且还会从其它方面为企业减税。这些政策都是从税收的角度帮助企业发展。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说,现在我们应该更灵活地对小微企业贷款,因为社会融资的总量在快速增加,而且时间要提前,不能等到经济已经下滑了,已经有很大问题了才出台政策。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在金融上采取了很多政策,有很多帮助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企业、激励企业的政策。这些都是帮助企业应对目前比较困难的宏观环境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成效已经有一定显现了,未来几个月情况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些政策都在不断地发力。


王文:企业受到政策相关的福利越来越多,这对企业意味着什么?2022年要怎么做才能够使优惠政策更符合企业发展需要?政府怎么推行这些政策才能更好地普及到企业和市场主体?


刘元春:在“六稳六保”中,最核心的“一保”就是保市场主体。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全面体现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市场支柱、市场核心以及宏观调控、微观基础核心的焦点,这也是政府工作报告很重要的一个亮点,也是我们在这些年里获得的很重要的成就。当然,这里面也体现了我国宏观调控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政府比较擅长从供给侧入手,从投资、税费等供给侧层面来进行调控。在保市场主体时,将我们各项政策的落脚点放在企业身上。这里面有几个亮点需要关注。


一是分类施策,对于大中小企业进行不同处理,对于制造业和科技型企业进行不同的政策扶持。我觉得这种分类施策非常重要,因为目前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在过去一个季度的扩张中已经全面出现了回缓,再加上过去大中商品价格冲击,使得很多大型企业并没有受到这一轮下行冲击,反而是得利。对于这些大型国企和金融企业的利润,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要加强它们对政府的上缴,用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基层的直接转移支付。这可能是很多人重点关注的,就是我们怎么保证2022年财政能够大幅度地增长,不仅是国债的债务率要达到2.8%左右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总指数额能够提升2万亿元以上。


二是对小微企业来说,除了减税降费,政府消费的订单也很重要。我们看到,从2021年底开始,政府采购里的支出金额,要求用于小微企业的采购不低于30%。对于小微企业的资金问题,除了普惠金融之外,今年对于预付款、应收账款等也做了重点关注。这样一些举措能够解决小微企业“急、难、愁、盼”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小微企业预期,对于我们稳就业非常重要。


我们聚焦了一批当前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给出了一体性的解决方案。当然,不同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如何进行分类施策,是对相关部门的考验。我们也还要看到,随着未来的发展,一些短期问题可能会出现变异,一些中长期问题可能会出现叠加,这对于政策和预期的调整效果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


王文:姚洋老师曾提到,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政府在面对企业纾困进程时发挥着重要功能。您从这次工作报告中看到了哪些细节?


姚洋:中国是比较擅长做企业的工作,搞生产、搞供给我们非常擅长,而且手中的工具也非常多。这次提出来全年退税减税2.5万亿元,显示了市场主体保就业的决心。这两年来政府收入比较紧张,所以总理要求政府过紧日子,同时要给企业减税,这的的确确是显示了政府扩大生产保就业的决心。我想这也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举措,就是要减轻企业的负担,让企业不仅能够活下来,还能够提供更好的就业。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比较理性客观地看待减税对于刺激整个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是一个闭环,刺激供给很重要,但是消费端也很重要。如果消费端落后于供给端,那么供给端效果不会那么明显,所以供给端要发力,消费端更要发力。


王文: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那么从宏观视角上,各位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建议?


汤敏:从整个形势上看,中短期内,因为疫情、通货膨胀、地缘政治以及疫情后经济的结构性改变等问题的出现,外部环境一定会比较恶劣。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经济还是比较健康的,特别是在2021年下半年国家出台一系列新的政策以后,虽然前期经济有一个下滑的过程,但是最后到了第四季度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国经济来说,今年5.5%的经济增长目标已经比过去两年的平均经济增长5.1%要高0.4个百分点。5.5%的经济增长目标还是比较保守的,可能还会比5.5%略高一些。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出口贸易也不会很差,因为现在全世界还在疫情里面煎熬,还需要依靠世界制造中心——中国。就业也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挑战。最后,消费者消费的意愿,还需要进一步推动。


刘元春:在这样的大变局时代,我们一定要认清两件事:第一是“世”。这个“世”代表的是世界处于大变局,而变局的主要来源是因为中华民族复兴,要打破传统的格局。所以,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发生在我们加速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我们的问题是进步中的问题。可以看到,我们的弹性、韧性以及政策的空间、纠错的能力,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是“运”,也就是国运。当我们担心新冠疫情的时候,却发现世界的制造都重新回归到中国;当我们担心中国跟美国发生硬碰撞的时候,俄乌战争开始了。如果我们有“世”又有“运”,大可不必太焦虑,在未来几年依然会生活得很好。虽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小烦恼,但是我认为保持我们对民族的信心,对自己祖国的希望,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


姚洋:从长远来看,未来三十年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最好的时刻,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的高光时代。我对这样的判断非常有信心。我觉得中国经济要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每十年一个周期。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增长的十年,九十年代是调整的十年,本世纪头十年是高速增长的十年,过去这十年是调整的十年。现在,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在从疫情中开始复苏。世界经济复苏后,特别是欧美经济复苏后,对中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从现在开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AI自动化为龙头的新的全球扩张和技术增长期,中国在这一轮技术扩张期里是处在世界前列的。所以,虽然世界各地都会有很多机会,但最好的机会仍然在中国。


文章来源于人大重阳,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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