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立: 社会治理体系亟需现代化

2020/05/07

Q:你认为疫情是否会成为常态,或者在这一轮过去之后再卷土重来?

刘远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未来的走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们都希望的情况,即随着防控措施的奏效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新冠肺炎像SARS一样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段出现拐点,最终消失。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新冠肺炎病毒将长期存在、间歇性地出现局部流行。

国外不少学者认为,即使中国打赢了国内的阻击战,国际新冠肺炎流行病“反向传染”的风险依然存在。因此,我们需要做好从全面阻击战向局部机动战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复工复学之后还要做到常备不懈,及时发现传染源、及时切断传播途径。

Q:你把公共卫生比喻为交响乐队指挥,能够在不同时候协调不同乐手发挥作用。你认为公共卫生体系在武汉疫情中指挥、协调得怎么样?

刘远立:我认为不尽人意。这其中既有主动作为不够的问题,也有领导由于缺乏认识,没有充分发挥公共卫生专业作用的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特别强调要补公共卫生的短板。

Q:你对武汉疫情有什么反思?在有直报系统的前提下,为什么我们仍然未能避免悲剧?

刘远立:我跟国家疾控中心负责人核实过了,这次新冠肺炎的发现并非源自直报系统。实际上,“非典”以后国家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建立起来的法定传染病(包括“非典”疑似病例)网上直报系统,对这次疫情的监测预警几乎形同虚设。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反思疫情监测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反思面对新发传染病的诸多不确定性。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第一时间采取预防控制措施,而不必等待足够的实验室和临床证据?由于担心引起社会恐慌而隐瞒疫情或拖延披露,是不是会因此让群众不相信政府,从而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慌?

诚然,每当一个新发传染病出现的时候,其病原体是什么、传播途径如何以及毒性和传播力有多大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只要决策者及时而坦诚地与公众沟通、交流,知道多少说多少,并根据以往的经验提醒各方在早期就采取必要的行动,防止出现最坏的局面,就会赢得大家信任,从而掌握疫情防控的主动权,容不得半点侥幸心理。讲科学就是最大的讲政治。

Q:未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该如何从事后补救转向前端预防?我们下一次要如何避免悲剧?与“非典”时期相比,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哪里进步了,哪里亟需改革?

刘远立:相对于17年前发生“非典”时,现在的技术检测手段和能力大大加强了。“非典”发生几个月后才找到病原体,这次仅仅用了7天,而且中国第一时间将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结果与国际同行分享,使得全球可以尽快开始研发疫苗和药物。

然而,“非典”的教训本应让决策者应对新发传染病时具备“与时间赛跑”的速度意识,及时采取防控措施。但遗憾的是,由于主要决策者缺乏警惕性、敏感性,将疫情控制在局部地区的“黄金窗口期”在武汉被白白错过了,甚至还发生了训诫李文亮医生这位早期“吹哨人”的闹剧和悲剧。今后要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凡事要讲科学,要实事求是,赏罚分明,让更多的人勇于发现和解决问题,而不是文过饰非、隐瞒真相。

Q: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把公共卫生建设像军队建设那样重视起来,她还建议将疾控部门的防疫应急职能纳入行政部门,让专业人员增加话语权,以改变目前外行指挥内行的局面。你怎么看?

刘远立:她提出要转变重治轻防的观念,大大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包括重视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使用、提高公共卫生人员的薪酬待遇,对疾控中心实行“一类公益单位保障,二类公益单位管理”。我十分赞赏她的意见,但我不认为强调什么东西就一定要把它独立出来、另立山头,继续把预防和医疗搞成“两张皮”。我会更强调防治融合。比如,我建议疾控中心今后应该聘任一批临床医生作为兼职。

Q:在此次疫情中,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健康企业也积极参与抗新冠新药研发、在线问诊、保障医疗防护物资供给、提供大数据和AI算法支持等工作中。未来,企业是否可以在应急反应、公共卫生体系中发挥更多作用?政府是否可以创新模式,为企业创造更大空间?

刘远立:全民健康,人人有责。除了大灾大难中所彰显出来的社会责任,企业可以在多方面发挥作用。很多问题要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而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企业。健康中国建设的五大战略之一是发展健康产业。只有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健康产业才能蓬勃发展起来。

Q:你曾提到,公共卫生是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以此做诊断,采取社会改良的工程加以控制(比如环境治理、改变人类行为等),最终改善人类健康。根据此次疫情,你会给当下的社会下一个什么样的诊断?

刘远立:此次疫情的确是一次“大考”,一方面在应急防控中显示出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社会浮躁问题(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野蛮式增长和炫耀型消费,以及面对疫情的过度恐慌),更反映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亟待现代化。

Q:你认为中国未来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公共卫生体系? 

刘远立:对于未来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我认为有两个关键点:

首先,强化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

一是切实加强党对健康中国建设的领导,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的“中央健康中国建设领导小组”,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筹协调包括重大疫情应急防控在内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整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和“国务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的职能。依此,各级党委和政府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加强和落实党对健康中国建设的领导。

二是认真研究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大部制”。本着责任与权力相对等、权力与资源相匹配的原则,我建议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健康服务与保障委员会”或“国家健康服务与保障部”,将与人民健康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医疗救助、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的行政管理职能加以整合,从而在制度上保证做到目标统一、行动协调、工作高效。

其次,强化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支撑保障。

一是抓紧修订完善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应急预案》,成立以快速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为主要职能的“公共卫生特种部队”,加强演练,真正做到出现疫情时“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二是在各级政府设立“首席公共卫生官”,负责组织编写、定期发布基于对辖区内人群健康及其危险因素动态监测的“XX市/县健康白皮书”,负责组织对重大项目的健康影响评估,负责制订“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落地措施,列席政府常务办公会,成为健康相关问题的权威新闻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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