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要稳汇率还是人民币国际化?

2018/11/13

1978年前我的命运是当农民

要说改变,一方面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是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对我来说,最大的转折就是学习变得很重要了。通过学习,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我家里是城镇户口,父母都是老师,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小的时候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哥哥会去城里就业,我的命运就是在农村当农民。我很小就知道,我未来要做农民,所以也没有太多其它的伟大理想。

但是1978年改变了我。


粮食购销体制从暗补变明补

我刚参加工作时,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所工作。虽然我在农村长大,但对社会实践经验很缺乏。在发展所工作的不长的时间里,我很快就了解了政策制定研讨的过程,了解社会、了解经济,非常有收获。


1986年下半年,我跟着所里的两位主任在河南新乡调研了两三天。回来的火车上,他们就指示我写一个报告,并且让我学习一下由一位年轻经济学家宋国青写的关于统购统销的文章。我就根据他们的指示和宋老师文章的精神写了一个报告。随后,中央决定在河南新乡搞一个全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试验区,成立了“中央三人指导小组”。我那时刚毕业,就成为了这个小组的成员。这是当时我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我的收获非常大。


为什么要做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呢?因为早年政府统购统销,政府在农村买粮食,在城里卖粮食,城市和农村的买卖价格是由国家定的,叫国家价格。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支持农业生产增产,叫农村大包干。而支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一方面是大包干,让农民有积极性;另一方面,价格提高,大家更乐于生产。在1982年到1984年期间,粮食产量增长了50%。


收购价格提高会碰到什么问题呢?城市里的销售价格提不起来,因为城市改革还没有开始,城市居民的收入还没有增长。所以当农村收购价格提高,城市销售价格不变时,就形成了购销价倒挂,变成了地方政府一个重大的财政负担。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看能否引入市场机制,让粮食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但是要引进这样的改革,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打破现行的利益格局。比如,城市居民原先是花一毛钱买粮食,现在变成两毛钱了,相当于城市居民受到了损失。政府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暗补变成明补。意思就是,政府在农村两毛钱买一斤粮食,在城里卖一毛钱一斤粮食,政府每斤粮食补一毛钱。原来暗补就是把这一毛钱补贴在粮价里头,我们改革的做法就是直接把这一毛钱给你,变成明补。例如30斤粮食,现在每一斤给一毛钱的补贴,直接把钱发到你手里,你再拿着这个钱去市场上买两毛钱一斤的粮食。随后我们希望,市场价格就随行就市了,粮价如果高一点,居民就多支出一点,粮价低一点,农民就少收入一点。总而言之,通过改革,把这个机制从原来的计划做法变成了市场做法。


我们在1987年进驻新乡,设定方案,1988年5月开始试点。运行了一两年,总体来说是很平稳的,效果不错,为后来全国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从各个方面积累了改革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些经验,最后促成了1992年取消全国粮票。


要稳汇率还是人民币国际化?

2011年,各项金融改革推进工作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关于利率、汇率、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究竟是“协调推进”还是“先内后外”还存在争议。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学界爆发了一次开放和改革先后之争。


我觉得还是要从两个方面平衡来看。以开放促改革,是我们加入WTO以后获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经验。有时候国内改革难度比较大,如果是通过开放促使国内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是很有帮助的。比如,我国汽车行业的开放、国内一些制造业的开放、农业的开放等等,如果没有加入世贸组织,可能很难推进。


在金融改革里,以开放促改革,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但是金融改革和制造业改革的差异在于,金融开放可以促使国内改革,但是如果开放的秩序搞错了,它也会造成国内经济的各种风险。


比如前几年国内一直推行的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了很多离岸市场,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人民币结算等等。但后来我们发现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不够。直接结果就是汇率一旦波动起来,我们就紧张,因为我们要稳汇率。为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过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那些政策抵消掉了。实际上,以开放促改革很重要,但也要以改革来推开放,两者应该是同步推进的。


要素市场要进一步市场化

看40年改革做得好不好,最核心的就是市场化的过程。我们从计划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就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40年改革的主旋律。


更进一步看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我总结了一个特点,叫“不对称的市场化”。经过三四十年的改革,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了;但是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能源市场、水市场、土地市场,还是受到很多的政策干预和管制。这样的管制和干预,可能有它特定的原因。


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把要素成本压低,二是在配置的时候,比较偏好大企业、国有企业。从本质上来说,这相当于是一种收入再分配,和粮食统购统销体制是一脉相承的。其核心就是一种变相的农业税,相当于让农民供应低价的农产品给城市,压低老百姓消费的开支。作为城市工业的投入品,降低投入品的成本。最终目的就是降低城市工业化成本,城市的工资就会比较低。这相当于用资金支持城市的工业化,它是一种从农民向城市工业的一种资金再分配。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增长很快。因为我们不但有经济特定发展水平时期的低成本优势,而且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放大了这种低成本优势。所以我们的投资越来越强劲,出口越来越强劲,但是消费相对的不太强劲。


过去十年,我们的经济结构开始再平衡,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开始推进一系列的市场化,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从过去的全面过剩转向短缺。消费逐渐变成了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我觉得下一轮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要素市场进一步市场化。在金融领域要放开。一方面让市场决定金融资源的定价和配置,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放开了,它会带来一个副作用,不稳定性会提高,风险会提高。所以,我们在开放要素市场,尤其是开放金融市场的时候,要构建一套有效的风险管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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