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演讲

当前，“港人北上消费”诸见报端，梁锦松说，以前长周末或者假期时，很多内地居民到香港消费，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就问香港以后的竞争力在哪里？香港对大湾区可以做出贡献？

他说，香港是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员，在高等教育方面很值向大湾区做贡献。

他以亲身经历说，自己曾任职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其功能等同于内地的高教委。“香港当时有三所大学，那时香港科技大学刚成立，而且没有哪一所是在国际排名比较领先的，所以我们用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把资源分配与学校的科研成果和教学效果挂钩，30年之后，大家都看见了，香港有5所高等院校，是全球100名之内的，这在全球的一个城市中是非常少见的，可能我们是唯一的一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就？梁锦松解释说，除了资源之外，香港坚决让大学有高度的院校自主跟学术自由，包括收生自由、招聘自由，教学内容、研发领域也是学校自己决定，政府不会干预。“有了这些自由之后，香港的高等院校在基础研发方面反而更加有成果”。

“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为大湾区，也可以为整个国家做出应有贡献”，梁锦松说，特别是现在美国和中国竞争，很多华裔科学家愿意回来。香港高校相对于内地来说，薪酬比较高，环境也比较国际化，可以吸引更多华裔科学家回国服务。

梁锦松指出，生命科技和医疗服务这两个领域，香港跟内地可以合作发展。

在生命科技领域，香港的大专院校有很好的人才，也有支持生命科技发展的政策，有比较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和配套，有生物科技的产业友好融资环境，也有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也比较低，比较简单。但是香港纵使有很好的科研能力，有很好的其他政策，但香港没有病人，梁锦松说，很多病的研究要做临床，这可以与内地互补，内地在生物科技上面的研发也可以跟香港合作。

在医疗服务方面，梁锦松说，香港在药品、设备、诊断工具等等方面均与世界接轨，很多内地通报都认为香港的服务水平很好，所以香港可以做一个平台，帮助内地患者采用国际比较先进的临床技术，而且香港临床的数据可以同时获得美国、欧盟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等的认可和注册。

此外，由于种种原因，香港的医生数量不够，“绝大部分市民是到医管局的医院去治疗，而医局局的医生人口比例非常低——香港平均每1000人才有2个医生，如果把私人医生刨出去，绝大部分的民众都是公立医疗体系，那么1000人只有1个医生，相对内地来说，低好多”，梁锦松说。他举例，如果在香港做CT，如果不是急诊的话，平均要等56个星期，超过一年，有些慢性病可能要等九十几个星期，快两年。

“大湾区现在慢慢多了一些民营医疗机构，如果跟香港政府，跟香港医管局达成合作，现在交通好了，从香港坐高铁14分钟就可以到福田，就可以到医院来就医，而且内地有集体采购，有些医疗药是境外药，国内的价格还比香港低”，梁锦松细数各项好处。

另外一个方面，梁锦松认为，很多内地市民还可以到香港寻求创新技术治疗疾病。“现在人口在减少，香港在辅助生殖方面的政策比内地宽松，有助于推动生产”。

“我们都鼓励人才的流动，香港医生现在可以到内地执业，我们集团在香港的医生现在也在大湾区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