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  2017/7/4 15:45:46  点击量:276 

这里我讲几个问题: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继续调整,这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很多过去遗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现在如此强调要反对单纯以速度、数量为标志的增长方式,因为这是传统的增长方式。过去,我们认为数量是重要的、速度是重要的,走传统发展的路子。这一定得改,现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就包含了补短板、降成本、去产能等问题,主要是着重在改革。

结构调整是重要的,但结构调整不是唯一的,唯一的应该是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现在的结构性改革重在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改变只重数量和速度的发展方式,转为注重质量和效率,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为什么结构性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力度不够呢?因为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并不容易。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利益集团,另一个问题是路径依赖。有了利益集团的阻挠,不愿意改,有了路径依赖,不想改。所以很多人是跟在后面瞧,实在不行了我再改,能拖就拖。所以结构性改革不仅是调结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仔细地认识到,补短板远远没有解决,降成本远远没有解决,去库存也没有解决。生意一好,煤炭价格又上去了,所以煤照样挖。我们一定要站在全局角度看问题,一定要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的改革才算进了一大步。

第二,创意、创新和创业。20世纪这一百年当中流行最广的经济学名词是“创新”。这是一百年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

但是,熊彼特的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当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念的时候,认为人分为两种,企业家和发明家。发明家整天在实验室中,企业家在市场上,没有平台就找不到对方。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有中间人为企业家和发明家指路,把两者结合到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和过去的不同。一百年前最大的发明来自军工,但今天最新的发明在民间,创新给我们的是希望、是机会,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可小看的。

 

保护产权 培育企业家精神

第三,企业家精神。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比方,他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者必然拥有的一种魅力。这话什么意思呢?创新者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一定要拼搏、吃苦耐劳、有眼光,唯有如此,才能打开市场。这一看法到今天同样重要。

最近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企业家精神,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国企需要企业家精神,民营资本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靠企业家精神去拼搏。

那么怎样培育企业家精神呢?

首先就是保护产权。不保护产权怎么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所以中央文件里讲到,不仅是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各种无形资产都应该受到保护,这样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怕什么呢?“我一发明出来,你就盗用了”,这是知识产权的问题,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各种产权一律保护。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私有、非公有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这一点很重要。

在谈到保护产权的时候,历史问题怎么办?中央文件中也隐隐约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深挖,处理历史问题得有历史的眼光。我到广东、福建去调查民间信贷问题。很多人就说,应该让民间信贷浮到水面上来,在阳光下公平竞争。但它为什么不敢浮到水面上呢?因为它在历史上可能跟某个走私案有关、本人有可能放过高利贷或者走私过,他怕人家追查旧帐,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样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还有很多路需要走。再看今天的银行,信贷上也有问题。银行有两大歧视,一个歧视叫规模歧视,还有一个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优先,民营往后排。这两个歧视都不符合市场原则,如果按照市场竞争原则,那就应该凭效益、凭过去的记录。信贷的“信”是最重要的。

 

家族企业搞两个账本一定会出问题

我们在南方企业调查的时候发现中国家族企业有一个问题:家族企业有两本账,一本账是经济账,一本账是社会账。经济账就是一定要把这企业搞好,让全家族都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至于社会账,就是要救济家族的人,尽到帮助家族的责任。

但是两本账一定会出问题,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不合理,如果是孤儿寡母,丧失劳动力,帮助他们没问题,但如果是吃喝嫖赌变穷的,这样的人帮助他干什么?所以家族不断地分离。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两个道理:第一,企业不可能凭企业家一个人的力量来创造,总要有同伴、亲人、家族。第二,企业家一定要懂得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变化。古典经济学提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就是人都是以最大的利润、最小的成本来进行判断。古典经济学形成的时间是工业化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有所改变,叫“社会人假设”,就是人不一定全部按照经济学的理性人方式来做判断。比如企业之间互相竞争,如果按照“经济人假设”进行判断,那就会两败俱伤;按照“社会人假设”就不一样了,人是社会人,人应该考虑“ 协商、和解、双赢”。

这六个字表明,“社会人假设”不是最优选择,而是各自退一步海阔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后的结果是双赢。企业家也应该是社会人,懂得协商、懂得和解、懂得双赢。企业家不仅仅是一个身份,代表的更是一种精神。

 第四,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国外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没了,现在中国农村没多少人能进城了,中国改革的路也走到头了,改革红利枯竭了。这些观点都是错的。其实,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过去只有“海归”,现在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城归”,无论男女都在往回走,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创业道路。

我是贵州毕节试验区的总顾问,对毕节的情况比较了解。以前那个地方大量的人走出去,现在又自动回来办小微企业。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了几年回到家乡,有经验又懂得技术。浙江土地确权以后,有些农民去城里做生意,但田地总得有人种,我们在浙江发现很多安徽人在种田。在苏南考察时发现,苏南的田是苏北人在种,苏南人自己做生意去了,而农民也在自费学习农业技术。所以中国正在发生人力资本的巨大变革,中国人口资源枯竭的理论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

 

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没有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新看法——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它是没有普遍性的。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有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就停滞了,比如拉丁美洲、东南亚的几个国家。报告没有提出怎么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原因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从国外的很多资料来看,事实确实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第一个陷阱是发展的制度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没有进行土地的重分,到最后变成制度性的问题。第二个陷阱是社会危机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没改,传统的统治方式也没改,内战就发生了,形成了长期的社会不和。第三个是技术陷阱。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本市场,国内没有人才。大部分出国留学的人毕业后不愿意回去,这样的情况技术怎么能有突破?必须有技术上的创新才能走向成功。

但是中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计划经济时代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在当时是必然的,因为当时中国处在受孤立、受封锁的情况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尽管改革开放是很难的,但是毕竟有了几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这个制度之后,多年凭票供应粮食的情况没有了,集市贸易有了。第二个突破是劳动力多了。过去是工分制,都不出力干活,现在种地的人不用那么多,农村就开始创办乡镇企业。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建立和市场开拓,经济特区的建设,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几块石头,从此激起了层层波浪,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因此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没有关系,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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